文化創意產業的“昆士蘭模式”是目前在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和實踐領域被普遍接受的一種稱謂?！袄ナ刻m模式”是在澳大利亞國家、地方以及城市三個層面政策的導向和創意產業區域項目的配合及互動環境下形成的，由昆士蘭州政府和昆士蘭科技大學共同規劃并興建的一種教育-科研-企業-咨詢交叉聯動的創意產業發展模式?！袄ナ刻m模式”以Kelvin Grove Urban Village的教育資源、歷史文化資源和社會生活資源為載體，并以昆士蘭科技大學創意產業學院的教學和科研為發展動力和智力支持，其教育、科研、企業和咨詢的產業鏈同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和昆士蘭州政府的政策及區域產業項目發展交相呼應，是文化創意產業在政府宏觀政策所營造的大環境下醞釀，并在小環境中誕生，成長的集中發展模式。

“昆士蘭模式”表面上看是一種單純的集聚區模式，同其他國家包括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模式并無二致，即將人才、創意和企業在特定的空間內形成集聚發展的效應。然后，“昆士蘭模式”歷經近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殊發展模式，從官方的政策到產業實踐都同其他集聚區有很大差異。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已將文化創意產業升級為國家支柱產業，這就意味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將在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打造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有效地改革和提高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進程具有特殊意義，而“昆士蘭模式”的多元互動與技能整合發展方法以及宏觀和微觀協同發展的理念可以成為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良好借鑒。

一、從文化政策到經濟政策、創新政策

從澳大利亞的文化政策和創意產業政策的發展歷程來看，澳大利亞經歷了兩個階段，即以文化為主的文化政策發展階段和以創意和創新為主的產業政策發展階段。

澳大利亞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的國情及其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決定了其社會和文化發展環境的特殊性。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于20世紀70年代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以確立了以發展文化和樹立共同的文化理念及全新的國家形象為主的國家文化政策。20世紀90年代是澳大利亞早期文化政策的收獲季節，文化呈現一派繁榮的景象。進入21世紀后，澳大利亞政府陸續出臺了《澳大利亞數字內容產業行動綱領》、《國家創新系統回顧》、《推動創意-21世紀創新發展日程》、《澳大利亞數字經濟的未來》等發展規劃和戰略，這些戰略又進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亞的政策轉型，將文化進一步推向創意創新革命。至此，澳大利亞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已經實現了從“文化”到“經濟”再到“創新”的轉換過程。

我國應該借鑒澳大利亞的經驗，將其同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現狀相結合，積極調整文化政策和各類產業政策之間的關系，打破行業界限，將文化政策同產業政策和國家創新政策結合起來，比如制定具體的行業創新政策和文化經濟政策等。同時，要真正發揮文化創意產業在我國未來經濟發展中的支柱地位和作用，不能單純側重文化因素，同時要兼顧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屬性及其同社會創新的重要關系。

二、從“龍頭企業帶動”到小企業的孵化

文化創意產業的主體由小型企業乃至微型公司組成，這也是文化創意產業與傳統產業的最大差別之一，同時其多種不確定性，比如產品的不確定性、市場的不確定性以及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等問題都對整個行業的發展提出了重大考慮，使其成為一個高風險行業。

“昆士蘭模式”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其園區內的Creative Enterprise Australia（簡稱CEA）對園區小型企業的孵化。CEA是由昆士蘭科技大學建立的一個為新生的小型創意企業提供咨詢和幫助的機構，其使命是打造和培育創意產業內部不同行業之間的各種鏈接，整合大學、政府、產業界的創意資源，促進創新性和商品性產品的生產，成為大學、政府和創意企業之間相互鏈接的催化劑。

三、從單一人才培養模式到復合人才培養模式

（一）復合型人才培養

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經之路，這就需要大學等人才培養和培訓機構突破傳統的教學和課程設置模式，打開專業的界限，進行復合型課程的設置。

澳大利亞的“昆士蘭模式”在這一方面的經驗為我國提供了一定的借鑒。2001年昆士蘭科技大學創意產業學院的建立，標志著（文化）創意產業學科在高等教育體系當中的地位正式確立。昆士蘭科技大學意識到，藝術的獨立生存和發展是大勢所趨，也是政府的政策導向所在，因此率先打破傳統的學科體系堡壘，將彼此沒有關聯的三個學科以新的方式結合起來，即表演藝術專業同傳媒及電腦和互動媒體學科聯合起來，培養全面的藝術家和創意產業工作者。

（二）研究機構的跨學科轉型

     研究機構的發展也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推動力之一?！袄ナ刻m模式”內涵中的研究機構包括多個，其中包括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創意產業與創新研究中心，澳大利亞互動設計合作研究中心和創意產業創新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同創意產業學院是半獨立關系，研究機構的專家和學者部分受雇于創意產業學院，機構有獨立的項目和自主權，同教學部分有緊密的合作和資源共享關系。

四、基本理論

隨著文化創意產業重要性的提高，我國也必須認真面對目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所遭遇的問題和挑戰。

首先是政策制定思維的轉型，我國應打破文化政策和產業政策的界限，制定更加全面的綜合性政策，將文化同經濟和創新緊密結合，并通過政策導向來促進社會的全面健康發展。

其次是長期以來我國“抓大放小”、靠“龍頭”企業帶動的發展模式導致的中小型文化創意企業發展不力，缺乏技術、資金、商業化渠道等，因此要為小型文化創意產業提供綜合服務型的發展平臺，為他們提供管理、咨詢、技術和融資渠道等來幫助他們不斷成長壯大。

最后是復合型專家和人才的缺乏所造成的在文化創意產業實踐中企業效率低下，技能不全面以及所形成的有文化、創意卻無生存技能的現象。這些都是制約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障礙，而澳大利亞的發展經驗，特別是“昆士蘭模式”則在這幾個方面為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借鑒和參考。